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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里，男性是支撑者，女性为联结者。男主外，顶天立地；女主内，相夫教子。

《秋园》里的秋园和《活着》里的家珍，就是典型的中国家庭里“联结者”的形象，她二人心性坚韧、胸怀广博、情感真挚、勤劳能干、甘于奉献……形象丰满且近乎神圣。她们是上个世纪母亲和外婆们中的一员，以柔弱的肩膀扛过了战争的炮火、时代的翻覆、饥荒灾害，还有寻常民间的普善良与凶恶。她们之间唯一的不同是，小说《活着》里的家珍是作家余华塑造的角色形象，而自传体小说《秋园》里的秋园是真实存在过的人，这一虚一是互相印证，更证明上述温暖的奉献者的女性形象，不仅存在于国人传承的观念中，更是散落于众多女性真实命运。

也许，每个家庭都想要一个秋园或家珍，男性也以拥有家珍、秋园这样的妻子、母亲而感到满足和幸福。但是，女性何至于都自愿成为秋园或家珍？温暖的奉献者是纯粹的利他者，能得到很高评价，但她们仍然无法参透个人命运总是无序起伏、艰难困苦总是纷至沓来，这些背后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。这些怀疑及不甘，未必没有苍凉的底色？

一、秋园与家珍的出身：成长于小康之家

1914年，秋园出生在洛阳城内梁家医药铺，无忧无虑长到12岁，唯一吃过的苦，是裹脚。思想开明的父亲先是送秋园上私塾、后又送她进学堂，秋园裹了一半的脚，也就被放开了。秋园12岁那一年，快乐和谐、美满幸福的家庭氛围瞬间消散——家里的药铺来了一位做官的病人，送给父亲两张游园会的门票，父亲满心欢喜地把票给了秋园的两位嫂子，让她们去游玩。两人乘坐的游船沉了，无一幸存。父亲因此一病不起，不久便溘然长逝。作为顶梁柱的大哥，办完三场丧事后也病倒了。他承受不住一连串的打击，在萎靡不振中意外染上大烟，败光了家底。

家珍姓陈，是书中城里米行老板的千金，她拥有美丽的外表、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并且接受过教育。余华是这样描述写富贵第一次见到家珍的：“家珍穿着月白色的旗袍，提着一盏小煤油灯，和几个女伴去上学。我是在拐弯处看到她，她一扭一扭地走过来，高跟鞋敲在石板路上，滴滴答答像是在下雨，我当时就在心里想，我要她做我的女人。”

二人家世良好，外形不错。按照常理，她们应该拥有安逸悠闲的人生。但是，女儿命运也会与家国动荡深刻绑定，更别说，上世纪的她们，婚姻大事要遵从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。

二、秋园与家珍在婚姻中的选择：相夫教子、贤妻良母

长大后的秋园，因出色的外表和举止，被一名驻扎当地的一位国民党文职官员看上，最后在媒婆的说和下嫁给了他。结婚后，秋园和丈夫搬去了上海，开始过上因战争颠沛流离的生活。上海沦陷后，他们坐上了开往重庆的船，但在湘阴停靠的时候，因丈夫决定下船看望瞎眼老父，秋园随夫回乡，就留下了。回乡后，秋园因学识修养被请去当教书先生，与丈夫前后生了，3个儿子和2个女儿。可先是小女儿一夜之间忽然发病离开，后来丈夫又因饥饿去世。丈夫离开后，秋园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去湖北逃饥荒。在湖北靠裁缝手艺摆脱了孩子被饿死的命运，生活终于有点盼头。但当地突然清查外地人口，迫于无奈选择了改嫁，改嫁后过上了10年平淡的日子。但命运又给了她一个悲伤的剧本，儿子在领大学通知书的那天被大水冲走了。老年再次丧子，这一次秋园被打垮了，她没有活下去的意志。可想到，还有3个在不同地方求生存的孩子会因她的离开而痛苦，她再一次选择活着。随后第二任丈夫病重，秋园尽心照顾了他几年。在第二任丈夫离开后，秋园离开了湖北。她没有选择和儿子们一起生活，而是独自一人守着曾经一家人居住过的土房子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。

家珍初为人妻时，福贵的家境尚未败落，家珍即使知道福贵整日不务正业、沉迷赌博，但是她依然对福贵逆来顺受，选择用委婉的方式向丈夫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，从不指责和顶撞。尽管福贵无视家珍的付出，甚至肆意伤害了家珍的情感，但是家珍对福贵的爱不曾因为福贵犯错而改变，福贵败光家产，家珍便陪他过起了一贫如洗、自力更生的生活。就在她和福贵的日子刚有起色的时候，福贵在城里被抓去当了壮丁，而此时的家珍毫不知情，在这两年期间，她的婆婆因病离世，女儿也因病变成了聋哑人。当家珍的丈夫福贵在战争中绝处逢生，辗转回到了家中，他们一家团聚并继续开始努力生活，家珍只求与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不再分开。遗憾的是，家珍的心愿还未实现，不幸的事情便接踵而至，家珍患上了软骨病，村里也遇上了饥荒。为了让自己的家人吃上一顿好的，家珍忍着病痛回城里娘家要了一小袋米，缓解了一家人的困境。不管身处何种境况，家珍始终坚守着贤妻、慈母的角色。在患病卧床的时候，她仍然哆嗦着为丈夫和孩子做衣服。在知道儿子有庆死亡的时候，家珍流着眼泪扑在儿子的坟头，从白天哭到黑夜。在女儿凤霞难产去世两个多月之后，家珍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。

命运不是没有给过家珍和秋园逃离婚姻和困苦的机会，只是她们都选择做一名贤妻良母，选择将自己生命摊平，让它变得格外宽广，直到能够承载住一家人命运的起承转合。

无论是家国兴衰、时代动荡，还是生老病死、天灾人祸，秋园和家珍这两位女性，靠一己之力，联结起了两个风雨飘摇、几乎离散的家庭。

三、秋园与家珍的人生自评：“如此下场”“我该知足”

秋园在临终字条上写：

一九三二年，从洛阳到南京

一九三七年，从汉口到湘阴

一九六〇年，从湖南到湖北

一九八〇年，从湖北回湖南

最后两句是：一生尝尽酸甜苦辣，终落得如此下场。

用这样的句子总结自己的一生，根本谈不上安详，更别说圆满。更何况，“下场”二字，在国人的语境里，常常是贬义的。少年丧父、中年丧夫、晚年丧子，秋园为一家人的生计颠沛流离、勉力支撑，最终在一颗酷热的夏天，因胯骨跌断，疼到神志不清而撒手人寰——竟都比不上《活着》里家珍的离世安详。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，现实比虚构，更为残酷——背后没有一只手，因同情某个人一生舍我其谁的付出，而施舍给她一个平静的结局。

家珍临死之前，对富贵一遍一遍地说：“我这辈子也快过完了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也心满意足，我为你生了一双儿女，也算是报答你了，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过。凤霞、有庆都死在我前头，我心也定了，用不着再为他们操心，怎么说我也是做娘的女人，两个孩子活着时都孝顺我，做人能做成这样我该知足了。”“心满意足”“我该知足”。像是对丈夫和自己的一番劝慰。不这样说，不这样想，又能如何呢？

家珍直到离世都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，在现实中，应该是被秋园说出来了，那句话就是：一生尝尽酸甜苦辣，终落得如此下场。

如果说余华的《活着》讲述的是“活着”的坚韧和执着，那么这两个词更应该用来形容家珍而不是福贵。福贵更倾向于被动地接受一切，做一个生命的乐天派——这是家珍在他背后苦苦支撑，拼命联结，让一个家庭不至于形神消散，给他广袤的平静和底气。福贵是被深深爱过的人，经历过富贵和贫穷、战争与和平、和谐和动荡、团圆和孤独的人，他的每一种体验都很极致，所以才能淡然处之。福贵的内心，几乎没有挣扎过，他早年浪荡着，接受欲望的安排，后来又心安理得地顺应和接受命运和生活的安排。

所有的挣扎，都由家珍，在她的内心深处完成了。

秋园的挣扎，更是显而易见。

周晓枫曾在《幻兽之吻》里的《雌蕊》一篇中写过：文学里尤其散文里的女性，几乎是由类型化的祖母妈妈和姐姐组成的。她们因为劳动而贫穷一生，渐渐像即将死去的虾那样弓弯起腰背，被河流裹挟着流向远方的海，流向比眼泪更咸的命运,仿佛是作为被牺牲的食物去喂养整个世界。

同为女性，这是她对那些甘于奉献和牺牲的女性，哀其不幸地同情，对这个世界进行委婉地控诉。

家珍和秋园的婚姻和家庭生活，当然也有过幸福和谐，那是她们用女儿骨血谱写的“家园牧歌”。这牧歌温馨与悲壮兼具，十分动听。

尽管如此动听北京股票配资公司哪家好，我还是希望，让那些苍凉的赞美交付给过去，新生女性们，需要看得懂昨日的可能与批判，也听得懂新日的召唤。正如秋园的女儿之骅，也即作者在小说中的化身，她无疑是比她的母亲秋园幸运的。她通过晚年对母亲与自己一生的追忆与书写，逐渐确立了自己独立的人格，也开始一点点确立自己在这个新时代中的坐标，不甘于囿于家庭，做一片温暖却模糊的背景。所以，她在厨房那方寸天地，以纸笔开辟出了自己的第二人间。